如松 : 激发中国经济的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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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松博客

2019年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到三季度的GDP增长等一系列经济数据,通过与过去两年的相比,可以发现很多奥妙。

从居民收入增速来看,2017年、2018年2019年到三季度,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扣除了通胀因素)分别7.3%、6.5%、6.1%,在今天全球经济都比较低迷的具体情况下,应该说是一份很不错的成绩单。与之相对的是消费支出的增长分别为5.4%、6.2%、5.7%。

既然居民收入和支出都取得了良好的增长,消费数据就应该是一片红火才对,但这又与手机、汽车、服装市场所反映的现象不符。手机销量在2017年就开始下跌,现在处于比较低迷的态势;汽车销售已经遭遇了一年多的同比负增长,有些月份的负增长幅度还很大,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汽车保有量到顶的问题,所以,汽车销售的低迷必有内在的根源;服装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销售也比较低迷,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是谁让居民不再敢购买汽车、手机和服装?

下面是2017年、2018年、2019年到三季度居民消费支出的金额和各分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图由由凤凰财经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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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张图的对比可以看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变化不大,这很正常,教育是钢需,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生活用品和服务、其它用品和服务占比比较小,变动也不大,就不考虑。

有两个大项在总支出中的占比是明显增长的,其一是医疗保健,三年中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分别是7.9%、8.5%、9.1%,增长的十分明显。看病难依旧是个老大难问题,面对强势的医院,患者处于被动地位,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不断增长倒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是居住支出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三年中居住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分别是22.4%、23.4%、23.3%,考虑到房价在2016-2018年出现明显上涨,2019年处于高位横盘的态势,这个数字的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后就看到有几个方面的支出比例出现了明显的压缩。衣着最明显,三年中衣着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从6.8%掉到了6.2%,如果再考虑服装价格的变化,服装销量的下跌就是正常的。然后就是食品烟酒,从29.3%下跌到了27.9%,这个跌幅也比较大。当然有一部分富人是因为所有的食物烟酒需求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当收入继续增长之后,总收入中用于食品烟酒的比例就会下降,但估计有一大部分人还未达到食品烟酒已经得到了充分满足的水平,所以,这一块支出的比例下降,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最奇妙的就是交通通讯一类,三年中在总支出的占比分别是13.6%、13.5%、13.4%,变动的幅度很小,考虑到居民消费支出在持续增长,对手机和汽车的需求就应该持续增长,但汽车和手机的销量为何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里肯定不是因为价格因素,因为汽车价格的变动并不大。这一大类可能和内部的结构性因素有关。虽然占总支出的比例变动不大,但随着房价的上涨,汽车使用环节的各种费用都会明显上涨,就直接挤压了居民购买汽车和手机的能力,导致汽车销量的下滑。

综合起来看,房地产和医疗两个行业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是明显受益的,而服装、汽车手机、食品烟酒等行业是明显受损的。

如果一个人在过去三年中的基本生活水平提升了,那就需要恭喜,说明你的真实收入水平(扣除真实通胀)确实是上升的。如果你觉得真实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体现在食品烟酒、服装、旅游、交通通讯等方面),那就是房地产和医疗两个强势部门惹的祸!当然惹祸的还包括交通通讯行业内部的强势部门,比如停车场所、高速公路收费部门,有罚款权力的执法部门(交警、运政等),随着地方财政的日趋紧张,罚款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创收手段,除了宏观经济因素之外主要是它们在打压汽车行业的发展。

经济学家一直在说内需不振,其实经济学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上述强势部门所带来的问题,这需要体制改革。没有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就是无解之局。

如果不能解决上述问题,有些人就真的需要“节衣”“缩食”了。对于食品烟酒分类来数,到三季度的人均支出总数是4310元,用除三乘四这种简单的算术算法核算成四个季度就是5747元(考虑到一季度是消费旺季,这种核算是合理的),这一金额比2018年的5631元仅仅增加116元,增长率是2.06%。今年食品烟酒的价格涨幅在一二月份比较低,分别为2%和1.2%,此后就是持续走高的态势,到9月已经高达8.4%,说明部分人确实是在戒烟戒酒(希望戒肉的情形还未发生)。今年前三季度人均的衣着消费额是962元,按算术折成四个季度是1283元,已经低于2018年的1289元,考虑到涨价因素(衣着价格9月的涨幅是1.6%),说明人们确实是在节制对服装的购买。这种现象应该可以称呼为节衣缩食吗?对部分人来说这个“冬天”比较冷。

中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为49.2%,债务收入比为90.2%,这个债务水平是高还是低?专家们不断与其它国家相比(这个数据低于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韩国,与智利、巴西相近),这种比较是无用功。因为一国家庭部门的合理负债水平与本国的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险水平有关(保险水平越高,可负债水平也越高),也与GDP中居民与国家只间的分割比例有关(越倾向于前者,就可以承担更高的负债率),还与货币的信用度有关(货币信用度越高,负债能力越强),这说明国与国之间没有丝毫的可比性。但上述现象却说明,家庭部门的杠杆已经到了极限水平,因为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情况下杠杆率开始影居民正常的消费支出。其实,管理者很清楚这一点(远远强于很多砖家),适时提出了“房住不炒”。

罗列上述数据并不是本文的目的,目的是找到现在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如此才能激发消费活力,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从人均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来看,表明中国经济是成绩为主流,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却极为突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生活中的强势部门,包括:高速公路、停车场所、燃油供给、交运和警察的执法部门、房地产、医疗机构等,如果要给我国经济注入新活力,就必须改革上述强势或垄断部门,降低它们给消费者带来的负担,通过消费需求的扩张拉动企业扩张,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只有改革,才能让中国经济激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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