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以后，中国粮食主产地都在南方，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但是，中国的统治中心却一直都在北方，要将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京城，在古代可没有汽车、火车之类的先进交通工具，要是靠马驮靠人背的话，消耗掉的粮食成本估计比运到的粮食要多10倍以上。
古代人当然也不傻，他们想到了“水运”这个低成本的思路，但天然的河道不会按照统治者的想法直接贯通。于是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国就开始了修建运河的工程。到了隋炀帝时代，他大幅度扩修并贯通至洛阳的大运河，宋代、元代又进一步对大运河进行翻修和扩建，最终将运河从杭州一直通到北京。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京杭大运河，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元明清三个朝代都定都于北京，从皇帝到百官，从军队到手工业者，从贩夫小卒到家臣奴仆，高达上百万的人口，全部都是脱离农业生产的“粮食消费者”，为了供养这个体系，每年都会有无数的钱粮沿着运河一路北上，将粮食和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京城……
这就是古代著名的“漕运”。
漕运成本虽然比人背马驮低很多，但为了确保漕粮安全、足额、及时运往京城，朝廷还是要实施“精细化管理”，于是，从明朝开始，朝廷特意设置“漕运总督”，下领12个把总，共计12万漕军，来维护漕运的安全。根据清朝的《户部漕运全书》记载：“惟起运本色每正粮一石，加耗三斗、四斗不等。此外有补润、加赠、淋尖、饭食等米，又有踢解、稳跳、倒箩、舱垫等银，在旗丁则有行月，在船只则需修理、打造，在起纳则多轻赀、席板，而衙役之需诈与粮里之藉端科扰，水次之挑盘脚价，犹不与焉。”
这其实都是在说漕运的成本，漕运1石粮食到京城，各种耗费达到了1.5/1.6石粮食。
你以为这就是全部了？
不，还有枯水季节部分河段水量不足，还有运河淤塞问题，还有黄河动不动决堤问题，还有部分河段土匪猖獗……由此使得朝廷不得不每年额外投入大量经费，来整修和维护漕运系统。
这些成本全部加起来，漕运的成本昂贵到惊人——根据明朝成化年间的统计，运送400万石漕粮的成本，大约在1200—1600万石粮食。
运1斤粮食到京城，要额外耗费3斤到4斤粮食，朝廷吃个饭，就是这么贵！
成本这么高还不算，漕运系统很多时候还会与民争利——为了维护运河系统，一旦淮河或者黄河发洪水，必须通过修筑堤坝的方式，将洪水倾泻到小民的田地上，坚决不能破坏运河或通过运河系统泄洪。
有这么多问题，除了漕运之外，给朝廷供粮，到底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有！
答案是：用海运。
海运这种方法，在元朝时候就实施过，也证实其成本远比漕运更低廉，所以元朝时期元大都的粮食供应，基本上是以海运为主、漕运为辅的。
从明朝到清朝，一直都有人提建议，说京城运粮应该考虑海运，而且明朝时期有人还认真地算了一下，说即使把造海船的成本都算上，通过海路运输400万石漕粮到北京，也仅约400万石粮食，比漕运的成本要低70%，而且时间更快……更何况，还可以省下12万军队。
利国利民利朝廷的好事儿，应该是马上采纳这种建议了？
不，不，不，这种直线条思维啊，图样图森破了，海运是坚决不能采用的！
我模拟了下面的对话：
A：海船建造技术要求很高你知不知道？
B：知道啊，我已经把造船成本算进来了啊！
A：海上风浪大，海运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B：知道啊，我们郑和三宝太监下西洋都去了，运个粮食能危险到哪里去？
A：海运有台风你知不知道？
B：知道啊，台风只是偶尔出现，我们避开那个时间点行船就行了！
A：海运有海盗你知不知道？
B：知道啊，我们天朝有几万正规水师，哪个小海贼敢劫朝廷的口粮，绝对是自寻死路！
……
算了，你不懂的事儿太多，说得再有理也不行，反正不能走海路，一定要走运河。
这就是贯穿明朝和清朝历史的漕运、海运之争。
那么，关于为什么非要走漕运，那些明面上说不出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是官僚系统的供养和运转问题。
首先，海运靠港较少，能通过海运捞到油水的不过三个地方而已（浏家港-直沽），而漕运却遍及八个省（杭州-北京），随便一个地方设卡设点，上下其手，都能从漕运中捞到利益（这也是漕运成本昂贵的原因），而且由于漕粮直达京师，与朝廷封赏、百官俸禄都息息相关，这将有助于运河沿岸的地方官与朝廷沟通。这种巨大的官僚系统利益，用谁谁谁的话来说，想要触动利益，简直比触动灵魂还要困难。
其次，便于管理、便于官员推卸责任，便于追缴小民责任。在中国，不管什么时代，有利益的时候是自上而下分配，而有了损失都是自下而上承担。在窄窄的一条河道上，从朝廷到漕运的官员，对于漕船和漕工的管理控制上，都可以达到极为精细的地步，不管运粮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可以推卸责任给“临时工”、给老天爷，这对于中国这种单线程、单方向管理的体制极为适合，所有体制内管理者相对而言都是一种驾轻就熟的状态，而海运的很多不可靠性、不可控性，都有可能涉及到管理者本身的责任。而且，运河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追究起来也特别方便，这满足了从朝廷到漕运高管，再到中下级管理者心理上完全的控制欲。
再者，漕运实施久了，人人都生活在体制里，运河沿岸无数人的生计依赖于漕运，比方贩夫小卒，比方纤夫船户，甚至卖唱卖笑的歌女等人，而且押运漕粮的中下层管理者也可以借机揩油，大家都一起来维护这个体制。
如果朝廷开展海运，这意味着整个漕运体制内及围绕着这个体制生活的人，都会失业或降低收入，这对朝廷来说也意味着社会的不稳定——朝廷纵然知道漕运里猫腻甚多，但为了维护很多在漕运体制内官僚的利益，也不敢轻易裁撤漕运业务。要知道，推翻大明朝的李自成，就是因为明末裁减“驿站”而失业进而造反的。
更进一步，当时运河修建技术有限，而且水灾频繁，关于漕运的各种协调问题，地方及漕运的官员又都可以借机捞油水，或者克扣朝廷的拨款（不管是治水灾还是运河疏浚），这又意味着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
所以，你相信么？就是为了官僚系统的利益，从明朝一直到清朝末年，朝廷一直在坚持低效而昂贵的漕运系统，坚决拒绝成本低廉而又高效的海运系统。
讲漕运和海运之争，当然不是为了探究历史，而是为了照进现实。
从2017年开始，我就不断呼吁，面对中国经济当前阶段“生产过剩”的情况，要想真正刺激中国经济，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传统的刺激企业生产的方式，从需求端着手，不要搞什么消费券之类的把戏，给全体民众直接发钱。从2019年迄今，我也连着写了好几篇文章来探讨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该如何实施的问题。
2020年疫情以来，发达国家从美国到加拿大、从日本到澳大利亚，倒是都开始试验UBI的方式了。但我们，却还一直在强调，要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对冲”，要让金融系统大胆给小微企业发放信贷，对企业遇到经营困难的，不要抽贷、断贷……
这些人似乎以为，中国当前的问题，依然是生产不足，老百姓没有足够丰富的产品可供选择和消费，所以需要给企业发放更多的信贷鼓励生产；中国基础设施太落后，去哪儿都很不方便，所以需要继续投入天量的资金来修建公路、铁路、机场……
疫情来了，经济和消费为什么会低迷，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大多数人不敢花钱，因为需要留着更多的钱来应对隔离、应对封锁、应对失业丧失收入来源的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把疫情救助的着眼点放在普通民众身上，多个国家实施了实质上的UBI政策，一方面给普通人以现金救助，另一方面给企业发放信贷或资金的用途也明确其必须用于工资和薪金的发放……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去强调给企业增加信贷、扩大生产，要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号称用这种方式来“增加生产”、“减少失业”，并且认为发钱给民众会产生“养懒人”的问题，会产生“通货膨胀”问题，这就像在明清时代刻意强调漕运的好处和夸大海运的坏处——实际上，即便把所有的坏处都考虑到，海运的成本还是大大低于漕运。
也就是说，即便把给民众发钱的所有“坏处”都给充分考虑，在疫情蔓延和全社会消费不振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也一定比加大给企业的信贷、鼓励企业生产更多商品更能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更何况，如果民众的消费能够起来，企业自然就会扩大生产，而且这是根据市场上的需求而来，同样有助于解决所谓的“生产过剩”问题。
很多人说了很多不能给民众发钱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听起来基本都和明清时代反对漕运改海运的理由一样牵强……西方国家采用了UBI的方式，也并没有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就像蒙古人治下的元朝采用的就是成本最低的海运方式，证明了没啥问题。
海运成本明明远低于漕运，但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一直无法得到实施。给民众发钱的方式，来替代给企业扩大信贷的方式，明明也是应对当前经济问题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手段，但却迟迟得不到尝试，这很可能和漕运海运之争的背后原因完全类似。
从2019年底中国不同实体经济部门债务负担来看，从2016年到现在，中国的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负担一直保持在GDP的150%以上，这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一直排名第一，这意味着长期以来企业部门（主要是国有企业）已经得到了太多太多的信贷资源。如果，继续沿用原来刺激经济的思路，扩大给企业部门的信贷，带来的后果，只能是更严重的企业债务问题，未来会导致更严重的“去杠杆”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总量长期以来在GDP中的占比太低——西方国家普遍在70%左右，而中国长期徘徊在40%左右（我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财富差距究竟有多少”一文中提到，以2019年为例，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77%，而中国仅有44%）。这意味着，长期以来中国居民部门从经济发展中分得的蛋糕相对较小，所以在社会消费需求太弱的时候，需要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
具体的做法，我在“疫情说到底不过是一场穷人的危机”一文中已经提到：
在中国基础设施非常完善的情况下，2020年将原来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减少5万亿元，额外再发行2万亿元的抗疫国债，就可以满足14亿人每人5000元的UBI所需资金。
关于历史上的漕运和海运之争，说一下最终的结局：
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为迫使大清朝廷认识到英国和大清朝是平等国家而非对其朝贡的蛮夷小国，英军攻占京杭大运河并封锁漕运，面对断粮威胁，清朝不得不“议和”，并在随后签订《南京条约》，清廷由此才认真组织实施海运方式往京城运粮。
1853年后，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一带，运河沿岸主要城市都遭受重创甚至焚毁，清廷不得不选择海运的方式向北京运粮，至此盛行400年的明清漕运，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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