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大崩溃，大避险

二战之后欧洲和日本进入了战后重建的过程，当重建基本完成之后美国资本和产业就开始外流，源于欧亚地区拥有更高的资本投资收益率。随着欧亚地区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开始出现贸易逆差，这意味着资本和产业外流的速度加快，这种外流的态势一直持续到现在，见下图。

当一个大国加入全球化、而且这个国家的体制因素、人文因素、劳动力素质因素等方面最适合工业大生产活动之时，美国的资本外流速度就会急剧加快，这意味着美国的产业、就业、财政收入外流的速度急剧加快，美国的债务问题就会急剧恶化，这就是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的债务率飙升的深刻原因。

当美国被债务所困之时就只能用政治、军事、行政力量推动逆全球化，避免自己爆发债务危机，所以也就看到，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却从2018年开始对其他国家发动贸易战，考虑到自由贸易理念是全球化的基石，美国通过升高关税发动贸易战就是在推动逆全球化，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是，随着美国的资本和产业不断外流，欧亚国家的相对实力就会提升，实力的此消彼长之后，美国就没能力维持全球霸权，其他大国就会要求在全球至少在本地区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欧亚地区的地缘矛盾就会激化，对抗和战争就会到来，维持全球化的地缘环境就会不在。

最终，全球化就会被逆转。

全球化是一个时代潮流，在这个过程中全球资本、技术、产业、人员向资本投资收益率更高的地区流动，今天我们知道主要就是向欧亚大陆尤其是亚太地区流动，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

逆全球化开启意味着过去七十多年的趋势出现逆转，这会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开启什么样的新潮流？这就是今天的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以下都只是个人见解，欢迎拍砖：

第一是人的避险行为。

一个持续了七十多年的大趋势出现逆转，必然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人是有灵性的动物，其避险需求肯定是第一位的。

如果美国还有绝对的全球霸权，还有绝对的威慑力以保持世界和平并继续推动全球化，俄罗斯还敢向乌克兰发动灭国战争吗？以今天俄罗斯的综合实力，普大地绝对不敢，源于美帝可以分分钟将普大地锤爆。

所以俄乌战争的爆发意味着美帝已经无法维持霸权，全球化也难以为继，如果说川普政府在2018年发动贸易战是逆全球化的第一个标志，俄乌战争爆发就是第二个标志。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大量俄罗斯科技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富人开始远走他乡，欧洲部分国家、阿联酋、新加坡、中国香港都是他们选择的避险地点，这是很典型的人的避险行为，他们在按照自己的认知来选择安全的地区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

偷渡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行业。本世纪以来，除了叙利亚内战最剧烈的阶段有大量的中东难民以各种方式向欧洲偷渡之外，随着经济全球化步入高潮，众多新兴国家的经济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偷渡已经非常明显地减少了，媒体也甚少报道。

但近一两年，偷渡这个行业又明显兴旺了起来，新时期偷渡的名词改称“走线”。这种偷渡行为存在于世界各地，其中比较瞩目、报道比较多的是美国南部边界的偷渡线路——从世界各地坐飞机到美洲国家，然后进入墨西哥，再然后穿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目前这条路线非常“繁忙”，见下图。

富人则采用他们认可的避险方式，部分欧洲国家、英语系国家、部分亚洲国家都成为他们选择的避险地点。

这些都是人的避险行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根据自己的认知进行避险。

第二是资金与产业的避险行为。

全球化是欧亚地区受益的过程，从二战之后美国输出资本支持欧洲和日本的重建就开始了。但风水总是轮流转，逆全球化让欧亚一些国家的社会基本矛盾加速恶化，战争的威胁也越来越大，资本和产业就需要进行避险。

要掌握资本避险的线路确实很难，源于资本的流动非常繁杂，但依旧有痕迹可循。就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因美元利率快速上升、美元指数不断上涨而苦恼之时，疫情爆发之后墨西哥比索却以异常强劲的态势不断升值，参见下图，墨西哥比索很可能是这一时期最强势的货币，这意味着其他地区尤其是欧亚地区的资本在疯狂地涌入墨西哥，如果再考虑到墨西哥已经一跃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这说明，墨西哥就是资本和产业所选择的避险目的地，至少是之一。

美国可能也在受益。

在我们传统的印象中，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来驱动，由于一国的消费能力只能是缓慢增长，这就导致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速一直都比较低，本世纪前二十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只有约2%。

但现在的情形很可能开始变化，根据亚特兰大联储GDPNow工具预估，美国第三季度的GDP增长将达到5.8%。如果依靠消费来驱动，要实现这么高的增速显然不现实。在今天这么高的利率下可以实现这样的增速，很可能因为投资驱动了经济增长，只有在投资和消费的双重驱动之下才能达到这么高的经济增速，可以怀疑这些投资中的一部分是来自欧亚地区的避险资金。

从现在的初步迹象来看，北美自贸区可能是避险的目的地。最近波多黎各货币科朗出现了大幅升值，可能在说明拉丁美洲的一些社会治理比较完善的国家都在成为资本和产业避险的目的地。

第三，上述都是跨国避险行为，各国内部的避险行为可能才是更重要的。

有四个原因决定各国很可能会遭遇货币信用危机。

首先，传统的经济学中有一个统一大市场理论，当生产要素在大市场中可以自由流动之时，市场规模越大，经济效率就越高，这就是过去数十年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推动世贸组织不断扩大的根源，世贸组织涵盖的国家越多，市场规模就越大，大家的经济效率都可以得到提高，各国都可以因此而受益，这就决定全球化时代是高资本投资收益率的时代，也是高经济效率的时代。

可当逆全球化到来之时，全球统一大市场就会被割裂，美国2018年发动贸易战、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部分国家用行政手段对自己的市场设置“玻璃门”，等等，这些都是割裂全球统一大市场的行为，这就导致各国的资本投资收益率会急剧下降。

纸币是一种法偿货币，它只是一个符号，本身并没有价值，它的价值只取决于资本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率越高，单位纸币的价值也就越高，比如，如果投资1美元可以产生1克铜，1美元的价值就等于1克铜，如果投资1美元可以产生2克铜，此时1美元的价值就等于2克铜。如果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导致1美元的投资收益从2克铜下跌至1克铜，通胀率就会达到100%，这意味着美元价值下跌为原来的二分之一。

当逆全球化到来的，随着资本投资收益率的急剧下降，纸币的价值就会急剧下降。而纸币的价值下降就推动通胀，让这个世界整体进入高通胀时代。随着纸币贬值的加速，就产生了纸币的避险需求。

其次，在和平时代，资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会选择在资本投资收益率最高的方式进行投资，可逆全球化时代是地缘冲突急剧恶化的时代，各国就必须以国安要求进行投资活动，投资收益率就会急剧下降，又推动了纸币的避险需求。

再次，在全球化时期欧美各国的产业链不断外迁至新兴市场国家，让本国的产业链不再完整，当逆全球化到来之后，就必须重建产业链尤其是军工产业链，政府的支出急剧加大将导致财政收支难以平衡，纸币贬值的压力加大，进一步推动纸币的避险需求。

最后，地缘政治局势恶化是导致逆全球化到来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地缘政治局势恶化总会导致军备竞赛和战争，此时一大部分社会资源就必须用于支持军备竞赛和战争，民生方面的供给被压缩，而战争又会直接破坏生产活动导致民生方面的供给被进一步压缩，这就导致通胀恶化，产生纸币的避险需求。

在人类历史上，很多纸币都因军备竞赛或战争导致的恶性通胀进而退出历史舞台，比较典型的是德国的帝国马克、苏联卢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币，等等，而19世纪的全球化解体之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就是让已经使用了数百年的金本位货币体系集体解体。由此可见军备竞赛和战争就是纸币信用的死敌，让纸币的避险需求成为刚需。

综合上述因素就是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纸币信用飞速流失的时代。

在人类历史上，实物货币才是真正的货币，而纸币只是银行卷，到今天，银行卷开始左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交易过程离不开纸币，债务也是通过纸币来形成。此时避险的根本方式是，要立足于实物货币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比如在择业时要努力争取信用可以基本保持稳定的职业，比如有些垄断权力和垄断技术的岗位，从长期来看其价值是稳定不变的，也就有能力抵御纸币失信的冲击；要学会以实物货币的视角来看待生活、规划生活，要合理利用汇率黑市、贵金属黑市，商品黑市等等。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有些人一拿到纸币报酬之后就立即置换成实物货币或生活必需品，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俄罗斯，洪武皇帝后期的官员们也都会这么做，这就是以实物货币的视角看待社会、看待生活的一种方式。

这种避险行为将是全球性的。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中间阶段的1929年美国爆发了大萧条，罗斯福总统就任之后立即将黄金收归国有，如果美国人在当时想通过黄金来保护自己也只能进入黑市，再有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对油品进行限量限价，如果想购买更多的燃油该怎么办？也只能借助其他渠道。未来，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人们都需要进行这种避险活动。

这是一个避险的大时代，是以黄金和以能源食品为代表的实物货币闪光的时代。

今天的人们大多不熟悉避险的含义，源于纸币作为法偿货币已经支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太久、太久，但生活才是一个大课堂，避险属于是大课堂中最重要的一个科目，最终，所有人都会从这个大课堂中合格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