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因地铁票涨价人民币三毛钱导致全国骚乱的事情几乎所有人都清楚了，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其所带来的蝴蝶效应。
10月初智利骚乱开始的时候，智利总统也将这场骚乱定义为暴乱。但此后，智利总统的态度直接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10月22日晚间，智利总统通过电视公开向国民道歉，他说：“人民为表达愤怒和希望所传递的声音，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些问题累计至今已有数十年，的确是真的。但历届政府又不能正确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我承认（智利政府）治理眼光的短浅，我向我的国民道歉。”
随后，总统立即宣布了二十条改革措施，几天之后又补充了第二十一条，主要包括：
立即增加该国国民退休金20%，增幅将在2021年和2022年继续扩大；
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医疗保险机制；
将在全国范围内降低药价；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至35万智利比索（约合人民币3406元）；
计划电费降低9.2%；
对月薪超过800万智利比索（约7.8万元）的富人，征收40%的富人税；
公务员降薪；
……，共计二十条。
此后，智利总统又加上了第二十一条，高级官员降薪，尤其是部长级官员。
然后，智利高级官员扔出重磅炸弹，宣布修改宪法，现在已经在进行中，目的自然是消除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源。
之所以智利可以实现这种转弯，是基于两点：第一，智利管理者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公权力，如果不能为社会服务、合理反应社会的诉求，这种权力将不复存在，很可能被民众或军方所剥夺。第二，智利一直是财政管理的典范，有能力这么做。最新的数据显示，智利政府债务只占GDP的25.6%，在世界各国政府几乎都是债务缠身的背景下，可以说智利政府是这个世界的例外。智利以往的财政政策一向严谨，在《财政结构盈余法则》的规范下，财政盈余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0.5%以上的部分需纳为《经济及社会稳定基金》，此基金为对抗经济衰退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财政来源。2015年以前（除去次贷危机年份），智利多数年份都有比较可观的财政盈余，意味着智利有很多的“存款”可用。2016年智利才开始出现了财政赤字，2016-2018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7%、2.8%、2.0%，这也是可接受的水平。
智利对待骚乱的态度可以实现180度转弯，主要是源于上述第一点，第二点又保证它们可以对公民做出财政、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承诺！智利是人类文明的典范，因为管理者清晰地定义了国家权力的性质。
以前说过，经过经济全球化之后，世界各国都已经成为贫富差距严重恶化的社会。比如美国，2016年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的一群人，却手握全美38.9%的财富（智利相应的数字仅是26.5%）。而其它国家更不乐观，2016年1月20日新华网报道，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全球1%的富人掌握的财富与剩下99%的人一样多（即1%的富人占有全球50%的财富），而最富有的62个人的财富可抵36亿穷人之和（2017年全球人口数约75.3亿人，36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47.8%）。可以说，其它国家贫富差距恶化的情形比美国和智利更严重，在贫富差距恶化这个问题上，智利是当之无愧的优等生。
智利如今对待社会问题的做法更是优秀生。
如今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很难封锁（伊朗采取了断网的措施），这种贫富差距恶化的现象已经展现在全球所有人的面前，而智利的做法也已经展现在世界所有人的面前，其它国家的人们会怎么做？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了答案，跟着智利人的脚步前进！所以，智利骚乱之后，南美各国的骚乱风起云涌，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正在效仿，玻利维亚原总统已经被军方赶走，智利的做法已经像“超级瘟疫”一样在南美蔓延。事实上，也可以认为这种“超级瘟疫”已经在欧亚蔓延，法国在黄背心运动一周年之际，巴黎再次火光冲天；伊朗因燃油涨价三毛钱人民币（黑市汇率核算）让100多个城镇陷入骚乱，并出现了共和国卫队的将军被打死的报道，已经类似陷入了内战，这都是“超级瘟疫”不断蔓延带来的威力。
智利人无论富人还是民众都是幸运的，因为智利社会有能力进行自我调整，最终会让所有人都是赢家，让国家成为赢家。但更多的社会没能力实现类似智利那样的自我调整，根源在于有些国家的权力表面上也是公权力，但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是公权力，这样的社会就无法实现自我调整，就会让这场“超级瘟疫”逐渐演化为更剧烈的方式，形成火红的时代（这个词汇只有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才能深刻理解，80年以后出生的需要回家问问父母）。
20世纪中前期，是世界各国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人类的革命激情集中迸发的时代，智利或许正在重新点燃了这样的时代。
又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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