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清朝有4亿人口，这个数字多于整个欧洲，以至于英国曼彻斯特商人幻想：如果每个清朝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这当然是巨大的商机。
这是比较典型的英国筒子式想法。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大西洋沿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往的“人”只是土地的附属物，是领主的财产（即奴隶），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封建社会。既然只是领主的私有财产，奴隶就没有自己的财产，也就谈不上“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说法，领主也只会满足他们最基础的生存要求——主要是最低限度的食品需求。此时，人（指的是广大的奴隶）就只是统计学人口，只有食品需求不具有其他需求，既然全社会最主要的需求是食品，与“食品”相匹配的经济形态就只能是农耕社会。
供给与需求必须匹配，这是最基本的原理。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广大的劳动者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也摆脱了领主私产的角色，人（这个人是虚拟的概念，代表的是所有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且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激发，生产力大幅提升。个人的财产不断积累之后，就会逐渐产生基本生存需求（食品）之外更高的需求，也就产生了对工业品的需求。比如，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就有了改善服装的需求（让自己更有尊严），就需要更多、质量更好的服装，所以英国的工业革命就首先从纺织业开始，然后又会产生其他工业品的需求，工业革命也就如火如荼的展开了。此时，人就摆脱了统计学人口的角色成为了消费人口，每个人都代表一份消费能力。
这实际是个人“独立”的过程，政治上拥有基本权利，经济上拥有受保护的私有财产，在持续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建立起消费市场，最终让社会步入工业化社会。
（到了20、21世纪之后，虽然一些社会的外在形态看似改变了，比如国家名称中出现了民主、共和等字眼，但却并未建立起完善的个人权利，生产力无法发展，人们依旧还在为吃饭而奔波，部分非洲国家就是如此，这样的社会就依旧还停留在农耕社会，经常会出现饥荒。而对于工业化社会来说，食品支出在总收入中只占很低的比例，也就不存在饥荒，其基础是生产力已经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上，无论农业还是工业方面的供给已经非常丰富。以色列就非常典型，人均土地即少又贫瘠，但由于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上，不仅工业发达，而且还成为农产品净出口国，也就不存在饥荒）
在当时，英国人与大清民众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前者是消费人口，每个人都是生产力的推动者，后者仅仅是统计学人口，只是大清皇帝的私产，是土地的附属物，就不会产生对工业品的需求。英国人的想法（“每个清朝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不就是典型的筒子吗？
英国筒子为了他们想象中的大市场，在乾隆时期就派使节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访华，其核心目的都是要求清政府开放贸易（下图是当时的画作，估计是大清一方画的）。
英国人想象的是，我们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清朝有庞大的市场，当英国的商品进入到清朝之后，就可以好好赚一笔。
但英国人没想到的是，在与清朝的贸易中，英国却处于巨大的贸易逆差地位。英国向清朝购买了茶叶、瓷器等，这是英国人消费能力的体现，但清朝人却不怎么需要英国的洋布、洋火等工业品，结果英国人没赚到钱反而出现了巨亏。
一般来说，造成贸易顺差有四种原因：
- 第一是贸易主体拥有技术优势；
- 第二是贸易主体拥有成本优势；
- 第三是贸易主体实行重商主义政策；
- 第四是贸易主体的国民存在消费劣势，无力购买外国商品。
只要审视一下当时的情形，每个人都清楚英国出现逆差（清朝就是顺差）的原因。
当时清朝民众的贫困状态难以想象，以至于马嘎尔尼声称：“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清朝人都吃……，悲惨的清朝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这样的人群自然没有对工业品的需求。
对英巨额的贸易顺差加上这一时期社会贫困现象的众多记载，都深刻地反应了当时中下层人士的贫困状态，然而却有人会据此舔出一个乾隆盛世，也算是清朝特色。
当时全球主要国家实行的都是金银实物货币，如果任由金银不断从英国流入清朝，当英国的金银短缺之后，就只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用两匹棉布换一只羊！当商人和民众只能使用棉布或羊来储存财富的时候，就无法实现财富的私人积累，因为棉布每天都需要保管费，羊每天都需要喂养。而没有私人财富的积累，劳动者就无法从土地上独立出来，英国就只能退回封建时代，英国人显然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
此时，清朝与英国之间要么进行贸易脱钩，要么改变贸易组成，英国人选择的是后一种。
既然一般民众没有消费能力，英国通过输出工业品进而发财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它们开始将心思花在那些领主（皇族和达官贵人）身上。社会财富的分配就是切蛋糕的过程，既然一般民众没有购买力，就意味着领主富可敌国！估计嘉庆帝对和珅抄家的结果（抄出了清朝大约十年的财政收入）也让英国人震撼了。
这些人需要什么？英国人想到了鸦片，结果鸦片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清朝。
在这些过程中，英国人就是典型的万恶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观察你需要什么，然后我就给你提供什么，哪类人群有消费能力，就对准哪类人群。
达官贵人在染上鸦片瘾后（当然也有穷人会染上鸦片瘾）开始大规模的购置鸦片，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估计人口中的1%已经染上了鸦片瘾，而苏州一地就有10万成瘾者（下图为当时的瘾君子），鸦片成了清朝从上到下最受欢迎的“英国商品”。英国与清朝，一个是毒贩，一个是瘾君子，也算是一拍即合。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工业品进不来，可以摧毁身体的毒品却拥有巨大的市场，说明贫富差距已经严重恶化，内卷程度非常之高，可称为卷王。
鸦片对于英国贸易逆差的扭转是显著的。19世纪初，清朝有约2600万银元的顺差， 1801年的英国(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数是1050万人，而清朝人口约4亿人，清朝销售的主要是茶叶和瓷器，而英国销售的是门类比较广泛的工业品，清朝可以实现如此规模的贸易顺差深刻地反应了两国民众之间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鸦片贸易逐渐兴旺之后，清朝与英国之间的贸易态势被逆转，到1828-1836年间，清朝的逆差（即英国的顺差）大约为3800万银元，源源不断的金银开始回流英国。
对清朝来说，现在遇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当清朝的贵族和八旗子弟大部分都成为瘾君子之后，谁来保卫大清？一旦遇到农民或汉人起义时，大清皇帝只能告别中原的花花世界回到龙兴之地。事实也是如此，到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朝的八旗兵不堪一击，只能启用汉人地方武装。
第二，大清是中原的领主，清朝从英国赚来的钱属于皇室、贵族和八旗，草民只是土地的附属物，只是皇室的奴才（汉人连奴才都算不上）。当清朝通过贸易逆差持续亏损的时候掏走的也是皇室、贵族和八旗手中的钱，英国的贸易顺差让大清朝的领主们开始肉疼。
所以，从大清皇帝的视角来看，必须打击鸦片贸易。结果林则徐被派到广东之后立即没收了所有英商的鸦片并拉到虎门销毁，这就是大家十分熟悉的虎门销烟。
到了英国这一边，工业品无法逆转对清朝的贸易逆差，鸦片可以逆转但又被林则徐一把火烧了，最终只能到战场上定胜负，这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和随后的一系列战争，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无数场战争，都是内卷程度不断恶化之后而引爆的战争。前者是对外贸易持续不平衡的结果，后者是因太多人因严重内卷失去了基本生存空间而导致，所以这场内卷可称之为卷王。
所以，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警惕内卷信号的出现。在2020年美国大选过程中一系列极左团体（绝对平均主义）的崛起，就来源于社会内卷，贫富差距恶化、底层失去上升空间、太多人开始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拜登政府开出的药方是通过大撒币提高对中下层人士的补助，提升最低工资，等等，这也是多数国家应对类似问题时可供选择的“药方”。
但鸦片战争的战败却并未让清朝开窍，也就不会去解决造成社会内卷的根源。反而认为既然自己打不过，就说明自己打架的本事不行，当打架的本事不行的时候即便想关门当皇帝都做不到，就需要学习“打架的本事”，也就有了洋务运动的源头——“师夷长技以自强”，这里的“长技”指的就是打架的本事（军事上的技能），只是后来逐渐认识到没有工商业为基础，“打架的本事”也是无法学到手的，也就有了后来比较全面的洋务运动。
本以为经过洋务运动之后打架的本事有了长足的长进，又可以关门当皇帝，何况当时的英国人也跟着一起起哄、灌迷魂汤，说北洋水师已经是亚洲第一水师，就让老佛爷彻底找不着北了。但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之役又打破了老佛爷的梦想，被逼无奈之下，才有了清朝最后十年的宪政改革。但经过东南互保之后对各地失去了控制力的清廷已经没能力将这场改革带向终点，一个时代就此结束了。
但清朝的“坏事”最终却成了中国的好事，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告别了封建时代，进入了全新的新时期。
有人说鸦片战争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也有人说是英国发动的殖民战争，等等，我不反对这些说法。但更愿意认为，鸦片战争的双方都是为了钱！是一个社会严重内卷之后的结果。大清的领主们不想输钱，英国（实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不想输钱，这就是那种用屁股做决定的战争。战争的副作用是，大清的领主们不仅输了钱，而且打开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
从此，东方露出了曙光，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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