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们会按照过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轨迹来判断一国经济的未来，并预估某某国家在某某年会成为发达国家，然后又会在某某年超过英国、德国、日本、美国，等等。土耳其就曾经是这样的角色，在土耳其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有无数专家分析说，该国会在某某年成为发达国家。
事实上，上述线性思维基本就等于幻想。很多国家之所以处于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就源于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个明显的“天花板”。虽然各个国家的天花板有所差别，但在今天，人均GDP0.8-1.5万美元大致就是这个天花板的经济发展水平。
相信人们已经很清楚恶性通胀给一国经济活动带来的打击，本世纪以来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一九八零年在英国监督下举行该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获得执政权，这标志着津巴布韦的独立。独立之前的津巴布韦被称为“英国王冠上的宝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宜人，一向以非洲的花园之国著称，其富裕程度可与南非（当时南非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发达国家）相媲美。但自从独立之后的1982年，该国人均收入就开始连续下降，到本世纪伊始更爆发了恶性通胀，以创造全球纸币最大面值（100万亿，见下图）而著名，经过十来年的恶性通胀之后津巴布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委内瑞拉曾经是财富的代名词，一度是产油国中福利最好的国家，但经过十年的恶性通胀之后，目前已经成为饥饿的代名词。
其实不仅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当时的经济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预计巴西、阿根廷会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八九十年代的恶性通胀将巴西、阿根廷等风光无比的发展中国家迅速打回了原形。如果纯粹从经济角度来看，苏联（俄罗斯）也是它们中间的一份子，1991年的苏联解体与恶性通胀同时发生导致前苏联地区塌方式返贫。
这些中等偏高收入国家、或者说在发达国家门楣上漫步的国家，与失败国家之间的差距就是一场恶性通货膨胀！
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又开始重复过去的故事。
苏联解体推动经济全球化逐渐进入了高潮。进入本世纪之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又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样开始快速发展。土耳其就是其中的典型，到2013年，土耳其人均GDP已经达到12600美元（见下图），看起来前途非常光明，如果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毫无疑问会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事实上多数经济学家也是这么预期的。虽然2013年之后的人均GDP有所回落，但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遭遇短期的挫折，这也不足为奇。
但2019年和2021年下半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做法彻底打碎了土耳其的梦想。
按照当时土耳其通胀越来越严峻的走势，央行需要加息以抑制通胀，这是保证土耳其经济可以稳定发展的基础，而一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是最终可以进入发达国家的前提。但土耳其央行在埃尔多安的压力之下却反向降息，这立即导致汇率暴跌、通胀暴涨，尤其是去年8月之后的降息行动立即将土耳其的通胀刺激到了恶性的境地，到今年6月其通胀率已经接近80%，见下图。
如果长期维持目前这么高的通胀，土耳其里拉资产都会因汇率暴贬而暴跌，里拉纸币购买力快速下降将导致贫困人口快速增长，土耳其社会必定会出现塌方式返贫，这已经是被过去的经济史反复证明了的。
但埃尔多安一不做二不休，8月18日，土耳其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继续下调1%至13%。
埃尔多安这到底是要干啥？继续降息刺激通胀，难道还嫌土耳其经济死的不够快吗？
这里的根源就是土耳其已经遇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是由本国文化和政治体系所决定的！
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都经历了动荡，苏联解体、拉美恶性通胀、东南亚危机等都是动荡之源，本世纪开始重新进入经济起步期，此时的经济起点比较低（或很低），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欧美来说也很低，再加上人口很年轻，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很大，当国际因素有利时（比如加入世贸）本国经济就会在出口和投资的驱动下迅速腾飞。
让我们看一下此时政府的收入组成。
首先，经济高速发展，政府的税收收入就会高速增长，一般来说年增长率会超过10%，这对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非常有利。
其次，经济高速发展、央行就需要加速印钞以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要求（如果要维持物价稳定一般就需要保持货币发行增速与经济增速相匹配，比如土耳其的M2从2003年至2017年间增长了24倍，这意味着货币投放量是高增长的态势）。表面看起来现代央行都具有独立性，这些加印的钞票并未直接进入政府的财政账户形成铸币税。但事实则不然，有两个渠道可以让这些加印的钞票进入财政体系形成铸币税：其一是现代央行的货币发行保证金一般都包含国债，央行高速发行货币时就需要加购国债，这就形成了政府收入；其二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就会产生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有些政府就可以通过垄断土地交易坐地生财，相当于央行向市场注入大量的货币之后，政府以房地产为中介来回收这些货币，这就形成了间接的铸币税。而土耳其是坐地生财的模范生。除了房地产之外，这些国家还可以通过垄断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能源企业来实现间接铸币税。这部分间接铸币税有时甚至会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维持着政府的运转。
总结起来就是，经济高速增长让政府的正常税收收入高速增长，也让政府的铸币税（直接或间接）高速增长，对一些政府来说后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者。这样的时期，无论政府的行政效率有多低，也不论多么人浮于事，财政收入基本都可以满足支出的需要。此时，你就会看到一片祥和的景象，就会预计土耳其多少年之后就可以成为发达国家，就有理由做奥斯曼土耳其之梦。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大约进入到0.8-1.5万美元的人均GDP之后（这个数字只对应目前，如果美元贬值对应的数字会上升。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数字也有明显差异），本国生产要素价格就会上升到相对高的位置，资本投资收益率就会下降，经济增长就会从高增长到中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生存压力反而会加大（这只能说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宗旨就是错的），这一般就会导致少子化、老龄化，这就让经济增速下降的更快。此时，对政府而言就会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正常的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基于此时经济规模更大，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导致的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其二是，经济增速下滑之后，如果要维持通货膨胀处于稳定或温和状态，印钞的速度就必须降下来；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房地产的需求就会下降，政府就没办法继续坐地生财，等等。这会导致政府直接、间接的铸币税收入快速萎缩，政府就难以生存下去。
此时政府该怎么办？
有些国家可以进行体制改革（部分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前或发展过程中就完成了这项改革），解决了政府和社会的效率问题之后，再加上自由的思想与开放的文化对民众创造力的不断激发，就解决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虽然告别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依旧可以保持稳定增长（实现质量更高的增长），最终就会成为发达国家，二战之后全球大约有十来个国家或地区完成了这一转型的过程。
但有些国家没能力进行这样的改革，就只能继续依赖庞大的铸币税。此时，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已经变缓甚至短期停滞，政府的生存继续依赖铸币税就意味着货币依旧需要高速发行，当然就会带来高通胀和恶性通胀。这就是通胀趋势要求央行加息时，但埃尔多安却反向降息的根源，这就像吸毒之人无法戒毒一样，他无法摆脱铸币税。随着高通胀和恶性通胀的到来，就让本国经济重重地撞在本国文化和政治所构造的天花板上，开始塌方式的返贫过程。
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实际就是反复撞天花板、然后又反复坠落的过程，经济高速发展与塌方式返贫构成完整的循环。说到这估计普京总统该笑了，虽然俄罗斯从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开始就努力融入欧洲、向欧洲学习，但却一直无法像多数中西欧国家那样成为发达国家，源于三百多年来俄罗斯一直都坐在这台“升降梯”上。发展中国家每次坐“升降梯”基本都会以换币为标志，所以，发达国家甚少换币，但发展中国家总会频繁换币，这都是恶性通胀闹的，恶性通胀导致纸币后面的零太多，就只能换币。
巴西、阿根廷、俄罗斯、土耳其、委内瑞拉等众多发展中国家换币的频率非常频繁，说明他们在“升降梯”上坐的还十分安稳。
总结一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的前期一般都跑的很欢，这是“升降梯”的“升”段，这毫不稀奇，但只有解决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才能持续“欢”下去；如果解决不了，后期就只能任由那块天花板来拉清单，就会坐上“升降梯”的“降”那一段，梦想就会成为南柯一梦。
这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警醒并努力解决的问题，只有告别了“升降梯”才能实现属于自己的梦想。
努力吧，让未来属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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