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
先看美国：
美国政府要求纳斯达克审查中概股的上市申请和报表披露，目的明显是限制中企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融资；
美国政府限制联邦养老金投资中国的项目，也是限制中国融资；
大陆推出香港国安法，这本是中国内政，但美国政府却号称要切断香港的美元支付。考虑到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占内地外商直接投资的七成左右，这会进一步限制内地的外汇融资；
中美贸易战已经打了一轮又一轮，虽然今年初签订了第一阶段的临时协议，虽然中美双方的负责人一再重申会坚守协议，但前途依旧成疑。贸易冲突加剧已经限制了对中国的资本流入，这本质上依旧是限制融资；
5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斯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他可能完全切断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切断当然包括资本联系和经贸联系。后来他在推特上又再次强调，保留这样的政策选项。现在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中，财长姆努钦在中国问题上应该是最鸽派的，可他也开始谈论脱钩。
美国的政策都指向一个目标：扯开双方的经贸联系和资本联系（尤其是后者），实现脱钩。
国内的专家大多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上述的所有现象都被认为是特朗普进行极限施压的谈判伎俩，但下述迹象显示，这不是演戏，很可能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其一，中国或正在未雨绸缪。
6月22日《南华早报》报道：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说，由于中国在国际交易中主要依靠美元支付系统，因此很容易受到美国可能施加的制裁。他在财新组织的论坛上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俄罗斯的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身上，我们也不得不及早地预防，做好真正的应对准备，而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应对准备。”据《南华早报》报道，方星海的讲话表明，政策制定者正在把美国可能的金融制裁视为一种现实风险。简单地说，就是一旦美国完全割断对中国的融资、不准许中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使用美元支付体系，中国应该怎么办，而且这已经上升到现实的层面。
另外一件事更值得警惕。6月24日有数家媒体报道，在持续四年的努力之后，中国放弃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要求欧盟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讼。据悉，中国早在2016年提起了这场争讼，主张在加入WTO后15年，应当被自动视为具有市场经济的地位，2020年6月15日原是这场争讼的最后期限，但中国在2019年时输掉了对这一争讼的临时裁决，之后在至6月15日的期限内并未重新提起诉讼，由此被市场普遍解读为暂时放弃之举。
考虑到美国的阻挠，世贸组织的终端解决机制已经瘫痪，即便中国继续争讼或许也难以改变结果，但至少可以拖延时间，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放弃争讼就可以理解成是主动性行为，这里的含义是什么？
世贸组织是市场经济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活动的一系列规则和调节机制，被世贸组织认定本国具有市场经济地位就是最基本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与成员国之间使用世贸规则进行贸易活动。一旦放弃了争讼，就主动放弃了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
现在的世贸规则是美国主导制定的，经贸活动也主要使用美元支付，而放弃争讼，算不算主动脱钩？终归脱离美国制定的规则和美元支付体系，才能重建新体系（当然这需要过程）。
在上述迹象中，说明中国在未雨绸缪。
其二，到今年底，美国政府的债务率将很可能在135-140%之间，这是爆发货币危机的水平（意大利去年底为135.7%），在这样的水平下，美国已经无法进行大规模资本输出。如果继续准许大规模资本外流（包括以贸易逆差的形式外流），就会加速将美国推入货币危机的深渊中（这里的逻辑关系不难推导）。可由于中美经济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无法消除的，甚至压缩都很困难，此时，用非市场手段进行脱钩就成为最终的选项，虽然这种脱钩对双方都会形成严重的损害。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无论今年11月谁赢得美国的选战，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
所以，观察中美双方的一系列动作和美国的财政与债务状况，脱钩并不仅仅是特朗普进行极限施压的谈判手段，而是很现实的一种结果，这是不可回避的。如果说中国改开和加入世贸都是震动世界的大事，那中美脱钩一样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必然带来世界格局的巨变。
但以我个人的理解，全面脱钩的可能性依旧很小（除非擦枪走火），在融资方面脱钩的可能性很大（预计也比较快），但依旧会保留有限度的商品贸易往来。
世界正在进入到楚河汉界的阶段。
中国应该怎么应对这种经济与金融局势？
第一，必须加紧进行双边贸易谈判。
当WTO的终端仲裁机制已经瘫痪时，世贸组织实际上就已经名存实亡，未来，各国就可以随意设定本国的进口关税，目的是保护自身的民族产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此时中国应该抓紧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只有如此才能继续推动进出口贸易。
第二，快速提升人民币的信用水平。
一旦脱钩，人们会立即想到中国需要使用欧元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即便不考虑欧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和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占比比较小、这会限制贸易活动之外，也要考虑欧元区终归是一个国家联盟，各国的政治、经济、财政、债务情形各异，欠缺稳定性。一旦欧元区爆发由区内经济大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引发的债务危机，就会导致欧元的解体。将中国的贸易活动寄托在欧元这一不稳定的体系之上显然是一种冒险，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拿自己的经贸活动进行这样的冒险。
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寄托在人民币国际化上了。
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支付中的份额现在约为1.8%左右，用人民币进行国际支付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援兵，但这个援兵还太远。如果要用人民币解决现在的问题，就必须立即（注意是立即）解决以下两个问题：首先要准许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一个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和国际支付中的占比就很难提升，因为储备和使用人民币进行经贸活动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难以对冲（回避）货币价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此时，必须通过可自由兑换将随时抛弃人民币的权力交给对方，对方才愿意储备或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活动，只有如此才能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只有把权力交给别人，别人才会相信自己，长此以往就可以建立人民币的国际信用）。其次，必须给人民币找一个客观的猫。一国货币的购买力被别人信任，不是靠自己怎么说，而是靠别人怎么看，只有将本国货币的购买力进行客观的锚定，才能打消别人的疑虑，才能快速推动国际化的进程。当初英镑、美元锚定黄金、欧元锚定欧元区内各国的赤字率和区内通胀率、港币与沙特里亚尔锚定美元，等等，都是具体锚定的方式，人民币也必须进行客观的、国际公认的锚定。当完成上述两项工作之后，就会快速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才能解决中美脱钩之后所带来的国际支付问题，进而通过稳定进出口贸易来稳定中国经济。
脱钩，意味着中美即将开始大碰撞，中国要崛起，这是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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